合宪性解释情形下援引的宪法实质上充当了司法裁判的依据，而形式上却不将其列入裁判依据，这种名实背离的做法遮蔽了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裁判依据作用，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合宪性解释在司法裁判中的功能。

拉德布鲁赫所提到的安定性与正义这两种法理念，[13]总是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而无法两全。Vgl.H.Kelsen,Reine Rechtslehre.Mit einem Anhang:Das Problem der Gerechtigkeit,2.Aufl.1967,Verlag Franz Deuticke Wien,S.353. [19]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3.Aufl.,1932,in:ders.,Gesamtausgabe,A.Kaufmann (Hrsg.),Heidelberg 1993, S.352. [20] N.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Suhrkamp 1995,S.352. [21]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7页。

在历史方法之外，诸如经验研究、后果引入、道德评价、经济分析等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也都受制于法律的功能以及特定法律所欲实现的目标。法律系统想要实现其环境方面的功效，如经济发展、道德完善、政治效率等，需采未来视角，强调后果定向。因应这种从不变性向可变性、从确定性向偶然性的变化，法学自身的方法体系也随之扭转。回应和调控这二者都指向了法律系统的功效。[60]因而，输入视角基本上是内部指涉的，而输出视角则多指向外部。

[18]一是学术体系的建立，包括法律概念的描述、知识体系的建构、法律素材的整理和归纳、法律论证脉络的储存和记忆等等。（2）对相同的法律规范进行同一化解释。冗余还可以起到帮助过滤的作用，将许多沟通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滤出，并在此意义上形成结构，系统因而可以不再依赖，所有的沟通都必须通过个体化的意识来得以传递，从而去除不可靠的成分。

二者令人惊讶地具有某种相似的关系。这种知识储存的功能，不同于价值判断的推理过程，而是将已形成的价值判断固定下来。在法学中不一定占据多数、但却更为关键的任务是，填补法律语义的模糊空间和法律体系的缝隙，这种具有法律填补和法律续造功能的法律解释，对于法学而言才具有真正的决定性。[22]参见李忠夏：《宪法学的系统论基础：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21页。

[7]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法理学》（第一卷），余履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这种新康德主义所批判的方法杂糅[14]应如何协调至法教义学的穹顶之下，也是今天法教义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法律论证的可能性条件，即观察法律论证是如何做出的，这处于法律系统自我描述的三阶观察层面。因应这种从不变性向可变性、从确定性向偶然性的变化，法学自身的方法体系也随之扭转。但断言目的考量如后果考量一样，具有绝对的未来指向，也是存在问题的，某种程度上，法律系统中的条件化纲要都要有目的考量作为基础，而目的考量都需要条件化纲要加以具体化，二者是须臾不可分的。[10]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之间在逻辑方法和先验正确方面的相似性，参见［德］考夫曼著：《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过去和未来、输入和输出这两种视角都不可或缺，缺一则法律系统的运转就会成为问题。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后果依赖，即预测法律的相关规定或者决定会产生一种预期的社会后果：或者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可以对环境产生积极的调控。对此，抽象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摘要:  法教义学在中国面临着巨大争议。

[6]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法理学》（第一卷），余履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三、调控社会的功能定向：法律系统的功效之实现 （一）调控社会：法教义学内在变化的基础 服务于变异性/多样性的外部指涉，涉及到多元化的方法体系，包括经济学、经验方法、后果测定等等。

历史方法如今已经被普遍接受，并自萨维尼以来，便成为传统法律解释的四方法之一。按照卢曼的观点，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点对点的关系，而是在功能分化之后具有了系统自有的时间性，[48]社会子系统的运行不会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步，而是根据自身的时间性，通过自身的程序机制，将环境变化有选择性的转换到系统内部。

对社会的回应和调控，都会引起法律系统的变化。劳东燕：《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方法与立场》，《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10页。但在功能与功效之间发生冲突时，功效需让位于功能的实现，比如某项法律规定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然而所采取的措施却无法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在法律修改之前，则仍应按照该法律规定作出相关决定，此所谓稳定化规范预期的优先性。这种方法改造，最明显体现于历史方法当中。[26] N.Luhmann,Rechtssoziologie,4.Aufl.,Opladen 2008,S.214 ff. [27]参见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载《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从这个角度来说，外部指涉的法律方法是功效－目标定向的，并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动态性和自创生，以及——长远角度下的——稳定性。

同样，法律系统自身对社会的调控，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需要直面社会运行的法则。[4]参见程金华：《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与重构：利用实证研究解决规范问题的学术尝试》，《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684－716页。

二、稳定化规范预期视野中的法教义学 （一）冗余性视野中的法教义学建构：法律系统的正义 法律系统的功能首先体现在冗余性方面。尽管在目的论的概念形成当中，存在着充满主观性且无法完全学术化的价值判断，但抽象化的概念形成对于维持法律系统的冗余性仍然具有重要功能，能够保证法律论证在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上都保持一种统一性，使法律论证过程的外部指向最终实现内在化。

所谓的不变性或者一致性，主要是一种以过去为定向的输入性视角，[28]以同案同判和一致性控制为追求目标。概念法学的产生有其时代需求，利益法学也同样如此。

这一过程经常引入系统外的要素。[58]由此可见，输入视角主要定位于过去，无论是法律系统既往的法律决定，还是环境中已经发生的改变。某种程度上，注重回应社会环境改变的过去视角，同样带有输出色彩，即希望通过对环境改变的回应，未来达到某种社会效果。[26]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单纯地通过不变保持法的安定性，而是同时包含了变与不变双重要素：一方面是通过不变（界定何谓相同者）实现安定性。

这种基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做出的法律决定，并不意味着真正能够实现其所追求的效果。实证法之所以需要解释，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于文本有不同的理解。

（2）判决理由的一致性。[47]用抽象概念的旧瓶去装社会变化的新酒，本身就是冗余性的一种体现。

（2）由于后果的复杂性和难以测定，后果的引入具有限定性，需与传统法教义学的概念形成、构成要件等结合到一起，实现后果引入的内在化。但如此多的方法杂糅到一起，不仅破坏了法学的科学性，也使法学变得杂乱无章，且充满随意性。

大多数案件不仅仅是简单的机械化重复，而是往往存在着判断空间，比如同样都是正当防卫案件，判断是否构成无限防卫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考量诸多的情节。[33]相应地，概念形成可区分为说明性的概念和建构/体系性的概念：前者是与法律相关的概念，是说明性的，涉及法学之外的预备工作，如生物学中的胎儿概念等。但调控社会不是如此，其结果往往还未呈现，更多是依靠当下的一种判断和预测，因而会出现当下的未来与未来的当下二者不相重合的情况，通过对未来后果的预测来决定当下的法律判断，就属于具有高度风险性的法律决定。[60]因而，输入视角基本上是内部指涉的，而输出视角则多指向外部。

[35]以犯罪行为为例，在范畴论上它是一种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具有罪责并面临刑事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不同相关群体由于其观察视角的差异，会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同一事实对不同群体所造成的后果也不同，对其评价也会言人人殊。

这种变化决定了法教义学不再恪守于单一的方法体系，而早已迈进方法综合主义。这需要将法教义学置于整个社会背景当中，呼应法律系统所承担的功能，探讨法教义学的具体开展。

在社会复杂性日益攀升的今天，维系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功能分化更显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功能取向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如果系统与环境之间完全丧失这种信息交换，那么社会子系统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其功能也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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